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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陈好梅：“背时”女知青回城干上“棒棒”搬运工
作者简历
陈好梅，1953年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搬运工，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90年~2008年在新加坡生活。
我的搬运工生涯
1975年，重庆出台了一个政策，知青中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但父母身边无人的家庭，可以“照顾”一个子女回城。
于是我家就得到了一个回城名额。
虽然天上突然掉了个馅饼，可是我们这些人却不领情，个个都“叫花子嫌饭酸”，对其中的馅料十分不满——因为根据此政策去乡下招工的都属于“低端”的合作社性质的单位，其待遇及名声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低了不止一个“篾块”。
光是单位烂也就罢了，关键是活儿也太差——来我们县招工的只有重庆各区交通局属下的运输社，去其它县招工的则有属于二轻局的小百货店等。那些单位的活儿好多了，至少有一片瓦遮顶，不用走街串巷地“砸笨”（卖力气）。
虽然大家都觉得命运不济，却也毫无办法（被“照顾”的都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的家庭），只得不知感恩牢骚满腹地接住了这个招人怨的馅饼。
然后就办手续、宴请大队的知青好友、分发旧衣物给要好的老乡……等等等等。整个过程都匆匆忙忙的，也没有什么离愁别绪——那些年每个人都像是被命运的大手推着急忙去赶下一场似的，轻易生不出什么感慨来。
只记得在区上等班车时，遇到了将要成为“同事”的一个老高三的“老知青”，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之子，为人善良，在知青中口碑很好。他吓唬我说：“回去要拉板板车哟，你不虚吗（怕）？”我外强中干地答道：“管得它拉么子车，老子都不虚！”
回到重庆就去报到。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朝天门运输社的那座四层楼房算是很气派的。其顶层是大会议室，下面几层是办公室，楼旁还有一间简陋的平房当食堂。
从楼门出去，往上走几步梯坎，转右就是朝天门码头。如果往上走，则是“大什字”，再往上是“小什字”和解放碑，都是重庆最繁华的寸土寸金的地界儿。往下走则是长长的一坡梯坎，可以下到东水门城门口，再往下就出城门到长江边了。
重庆码头上的搬运工（网图）
回想当年，我们这批被“照顾”回城的知青大驾光临时，可真是给这座楼增添了新鲜血液。因为工作太差，社里已经多年没有新人进来了，现在终于被这些“背时知青”填补了空缺。
那时的朝天门运输社应该算鼎盛时期了。它是渝中区交通局系统里最大的运输社，总职工达到九百人左右，除了各个运输队，还有好几辆大卡车，有两个车队和两个汽修车间。
我们这四五十个知青进社后成立了一个“青年班”，在大会议室里学习了几天。主持学习的是两个党支部书记：老的是赖书记，当时有四五十岁，像很多重庆的老工人一样瘦削精干，眼神犀利，讲话实在；年轻些的是个女书记，姓黄，说话细声细气。（运输社的干部都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每周还有一天要下班组干力气活儿，因此对业务很熟悉。）
脱产学习几天以后，我们组成了男女青工队，各由一个老工人带领着干活儿。三个月后青工班解散，大家分别去了各个班组。
运输社分为甲乙丙三类班组。
“甲班”和“起重班”很少，是社里的翘楚。它们的成员多是精壮的男人。其“常驻单位”一般是重钢厂这样的重型工业企业，搬运的也大都是重型机械，据说一个月能“找”一两百块钱呢！不知有没有青工班的男生分去，只知道有人是很向往去那里“找大钱”的。
同样为数很少的“丙班”，则是老弱病残的集散地，他们一般没有“常驻单位”，完全打零散工，人员看起来也是破破烂烂可怜兮兮的。记得青工班里只有一个体力和智力都很差的男生分去了，听说他没过多久就“转行”当叫花子去了。
处于中间状态的“乙班”最多，有好几十个，几乎所有的青工都分到了那里。乙班一般也都有自己的“常驻单位”，其基本工资是每天一块四角四分钱。除此以外，每天还会另外算钱，视当天的“活路”轻重多少而定。这样如果你天天上班，一个月“找”个五六十块钱是没有问题的。比起一般企业里拿学徒工资的青工，也算是“找大钱”了。
我和我的“联手”（一起抬杠子的人）及两个男生被分在了23班，里面有十几个“老工人”。她们都是195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那时候都在四五十岁的样子，还有两个近六十岁的，我们统称她们为某“孃孃”。她们大都没有文化，但都继承了四川妇女能吃苦肯下力的传统，成为这个行当的主力军。
孃孃们教给我们的不多，除了怎么捆绑货物，怎么“起肩”——这是不断强调的重点，万一没有“扎紧腰杆”就胡乱起肩，把腰闪了可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怎么将货物装入卡车并固定之外，最喜欢用来开导我们的是两句话，一句是“力气用了力气在”，意思是劝君勿惜力，力气这个东西嘛是越用越有的；另一句是“杠子丢了就丢了”，意思是这个工作就是好来就是好，啥子压力都没得，下了班杠子一丢就万事大吉了。
我对这两句话很“不了然”（不满意）。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力气其实是很有限的，用了就没有了；另外我还发现，这个东西仿佛跟基因有点儿关系，我们这几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就是不行，在拼力气的场合基本上等同于废物；而青工班其他人好像都比我们厉害，有个女生很快就上手了，她告诉我们说，每天下班时，她还剩下好多力气没有用完呢！
第二句话在我看来更是阿Q，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之嫌疑。什么“丢了就丢了”，我还就想做“丢”不了的工作，并相信自己肯定能做得好，可惜没人让你做罢了！
23班的“常驻单位”是重庆市农机公司和一个食品公司。
农机公司有好几个仓库，分别在沙坪坝区的李子坝和江北区的五里店。记得那时去李子坝仓库的时候似乎要多一些，那儿的活儿不重，是我最喜欢的“业务单位”。更何况，在那儿我还很荣幸地被认定为我们班工人中最有文化的一个，常常被委以重任——坐在桌旁开单子，其他人则根据单子的指令在仓库里整理货架，把那些东西分门别类地搬来搬去。这样一天很轻松地就混过去了，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幸福。
去五里店仓库就充满悬念了，因为你很难猜到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业务”。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孃孃跟着那个仓库的人一起去什么地方取货，我一路上都在担心会不会是个太重的家伙，结果取到手一看，原来只是个不到半尺的小物件，一个人拿着就回来了！
可是很多时候都没有这么幸运。比如有一次，要将仓库里的手扶式拖拉机搬出来装车。虽说把它们从仓库抬到门口不需要走多少路，可是要装车的话就得两个人抬着上跳板。这家伙梆重梆重的，可能有两百多斤，我们勉强起肩抬着走几步尚可，要一步一步往上走就完全不可能了。结果那次我们只能把它抬到跳板处，再换孃孃们抬上车。
还有一次，好像是在市区的农机仓库附近，要把一些很重的啥子东东抬上一坡梯坎。那次我联手没上班，我只能和一个“孃孃”抬，结果我才抬了一会儿就坚持不下去了，力气用了力气不在了！我只好坐在梯坎上抹了一会儿眼泪，然后在孃孃们莫名惊诧的眼光中毅然决定：“杠子丢了就丢了”！我不干了，回家！
现在想来，幸亏运输社实行的是按天的计时计件工资制，它给了我很大的底气——这天的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至于另一家“常驻单位”，也就是那个食品公司，我的印象就更加模糊了，反正都是搬搬抬抬的，记不得具体在哪儿和做些什么了。
但是有件事情却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从朝天门码头搬了好多纸箱包装的水果罐头，运到食品公司后，一时没有地方堆放，就摞在公司的门外，路过的闲人和半大孩子们纷纷撕开纸箱掏一两瓶就跑。我奉命在那儿看着，可是根本看不住，赶走这个那个又来了。我心里急得要命，催那个管事的快点儿决定搬到哪儿去，他却一点儿也不着急，还觉得我这人挺奇怪的——又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急个啥子嘛？
那些孃孃们也不怎么着急。其实，要不是有我在那儿看着有点儿制约作用，她们中有几个说不定也会趁乱拿一瓶走呢！记得我们班有个大胖孃孃就经常是搬什么就拿什么，只要她拿得着且不被发现。有一次运酒，前面的人扛着的纸箱里的瓶装酒有破的，白酒一路滴下来，她就追上去，弯着腰伸长脖子边跑边用嘴去接着喝，那模样趣怪得紧，大家看了都笑得要死，只有我对此不太“了然”。
我想这要归功于我多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它使我觉得拿公家的一针一线都是大逆不道。不过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我也有些近墨者黑了，曾经在一次搬运中药时帮邻居的孩子拿了一把“使君子”——那是很好吃的一种药，就像花生瓜子一样香，是用来打蛔虫的。
虽然每个班都有“常驻”单位，但那只是相对的，在人家没有需要的情况下，你就会被派去做其它的活路了。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第二天的命运呢？这很好办，我们班长（一个温和的中年女人）每天会在下班前找个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问一下业务处。然后就会交代一声，让大家知道明天去什么地方做什么活路（包括要不要去业务处带上杠子）；如果没有办法打电话或者业务还没有确定呢，你就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像老工人一样听天由命，第二天早上到了业务处再听从吩咐指哪儿打哪儿，另一个就是像我一样密切持续并忐忑不安地关心自己的命运——下班回到家后，我一定会在我妈单位的传达室打一个电话到业务处，像地下党接头似的压低声音询问：请问23班明天的业务？得到回复之后再决定明天是否去上班的问题。
回复的内容也有两种，一种是很明确的，另一种却是“等业务”——如果遇到后者，你就可以患得患失地抱着赌徒般的心态去上班了。那不可知的“业务”可有可无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全看你那天的运气如何。
业务处离运输社的办公楼不远，在街边一间大而简陋的平房里。它的门永远大开着，窗下是两张堆着各种纸张票据的办公桌，两个人坐在那儿接电话作记录并分配业务；其他地方放置着各种乱七八糟的物件，还有十来条木头长凳，你可以坐在这些长凳上“等业务”。
我那时完全不会和孃孃们相处，对她们摆的龙门阵也没有兴趣听，每逢去“等业务”时，就总是带一本小说去读；因为室内太昏暗，又总是坐到门口的长凳上，所以永远不可能跟“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不过孃孃们还是认为我很听话很懂事，甚至跟别的班的孃孃们介绍道：“只得她一个乖，只得她一个哟！”
现在想来，我们在乡下时之所以能与老乡们相处甚欢，那是因为双方都有着接近的意愿；再说我们那儿的农民说话还特别“雀”（诙谐），同龄的后生家和妹仔们也多，一个个都伶牙俐齿活泼可爱的；更何况作为知青，我们也不可能不注意“群众影响”。
可是在运输社就不一样了，除了几个突出些的如大胖孃孃之类，其余那些孃孃们姓甚名谁外貌品行我一概不知，现在记忆中更是一片模糊。一起分到23班的几个年轻人，除了我的“联手”以外，另两个男生都属于小我几岁的小文盲，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交集。再说到了这样的单位，好像也无需注意什么群众影响了，你自己就是群众，在凭力气“找钱”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优势的群众，那还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呢？
所以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脱离群众，谁都不理地一边看书一边“等业务”，虽然还是担着心受着怕，却也能享受到短暂的幸福。万一这一天什么业务都没有等到，那你就可以白拿这天的基本工资，带着感恩的心下班回家；可是万一等着等着等来了一单呢，那就说不好了，什么奇怪的业务都可能降临在你的头上。
当然即使得到明确的回复，知道第二天要去哪里，那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你不一定知道你要去搬运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的印象里，那些零零碎碎的业务还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呢：有到各个仓库去装卸的，有在朝天门码头“上船”“下船”的，也有去其他单位打杂的。反正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重庆的“旮旮角角”，什么奇怪的地方都去过。
记得有一次是往一间什么染布厂运东西。那个工厂破旧不堪，昏暗的厂房里有几个大染锅，里面翻腾着颜色可疑的泡沫，弄得到处都雾气腾腾的。几个瘦骨嶙峋的老工人只穿着裤头，赤膊站在大滚锅旁忙活。这幅画面居然令我得到了一丝安慰和平衡：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我们更差的工作啊！
还有一次，不知去什么地方搬运什么物件时，看到了一个简陋的羊圈。里面的气氛十分悲惨同时又很欢乐——不大的围栏里，惊惶的羊群转着圈地奔跑着，但无论如何逃不掉被宰杀的命运；围栏外除了看热闹的人，还有好多小男娃，他们不断地乘人不备翻进栏杆，追着那些羊跑几步，然后一下子跳上羊背，死死地抓住羊脖子上的毛，兴高采烈大呼小叫地骑上一会儿；围栏的出口站着几个屠夫，他们穿着胶皮的高筒靴，戴着肮脏的围裙和套袖，目无表情地进行着流水作业：随便抓住一只正在奔跑的羊，顺手就给它一刀！
我们还在一个工地守过夜。那工地就在大马路边，我们一连几天都在那里搬搬抬抬，晚上则轮班守夜。我被分配和一个个子十分矮小的女孩子一起轮班，她可能是后来顶替进来的退休工人子女吧。只记得我曾对这种守夜的意义和安全性表示疑虑，班长安慰我们说，本来工地上也没得啥子可偷的，加之又是在大路边，不会有什么事情的。那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家里带了塑料布之类的东西，给我们俩营造了一个可以躺一会儿睡觉的小窝，还捡拾了一些木片烤火取暖。
除了这些比较独特的经历以外，剩下的就是那些常规业务了。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下船”和“上船”，即在朝天门码头上，把船运过来的货物卸下来装上卡车，或反而行之。这些货物一般都很重，比如水泥、榨菜、中药等等。
几个仓库的活路也令人生畏。其中一个是在粮食仓库搬运大米。记得是一百斤一麻袋，我绝对无法把它们扛上跳板，只能勉强起肩疾走几步靠到卡车边上，由装车的人拖进去。
还有那个现在的四星级景区湖广会馆，听说那就是我们以前常常去的五金仓库。可是我怎么也无法把现在这个堂皇的建筑物跟记忆中的库房对上号——那库房又黑又大，里面堆满了各种五金配件，我们的业务就是把库房里的东西搬到停在库房门口的大卡车上。
记得有一次是搬运铜线圈。这活路做起来太影响形象了——把一两个直径约两尺的铜线圈套在脖子上。因为东西太重，所以大家都目无表情步履沉重地缓缓而行，看起来非常怪异。要知道我可是外貌协会的，太难看的事情做起来是很不爽滴。再说了，那仓库可就在路边，还得担心遇到认识的人呢！
前面说的都是我们乙班的常见业务。如果你在甲班，或者更高一筹的起重班，那业务肯定有所不同，只是我一点儿也不了解罢了。
令人特别欣慰的是，我们运输社没有拉板板车的班组，因此我们这些“背时知青”也就很幸运地减少了一个担心——真要是在大街上拉起板车来，男生不知如何，我们女生的“班子”（脸面）一定受不了这样“砸”的，那可有多难看啊！
我们的业务主要靠“捞”（一个人用肩扛）和“抬”（两个人用杠子抬），前者是个人行为，后者则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搭档，这个搭档被称为“联手”。
在“青工班”，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联手”。其过程是很随意的，只要同性别同身高就行。可是后来我发现，俩人的性格最好也差不多，这样在一起干活儿才不容易起冲突。
我的联手姓黄，比我小两岁。她跟我别提多合适了，不但跟我一样高（在重庆那个地方，女生1米67的个头算是很高了），跟我差不多胖瘦，还跟我一样是左撇子！这简直是上天安排的绝配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左肩抬东西了。
接下来一起混的日子里，我发现我们还有很多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都特别害怕“砸班子”。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儿，期间她好像需要去外面交代什么事，就脱下长长的围裙往外走。几个孃孃考验她说：“怕啥子嘛怕，就穿起围腰去噻！”她嬉皮笑脸地答应着：“要得嘛，穿起去就穿起去！”后来一个老太婆多事地追过去看，回来跟大家报告说：“走到门口还是脱下来了，抓在手上出去的！”
同时我俩也都没什么力气，都怕干重活儿。遇到抬扛子的时候，捆好了货物，总是把绳子来来回回地调整，使之尽可能精确地呆在正中间的位置上，以便谁也不吃一丁点儿亏。为此我俩被孃孃们多次取笑，却始终不改初心。
还有，对于“找大钱”，我们也都不怎么热衷——有时知道第二天的“业务”很重，我俩就商量好了都不去上班。这也颇为难得，要是一个特爱干活儿一个特爱偷懒儿，那不是也没法儿和谐相处了吗？
另外我们也都爱说笑胡扯，都爱不断地吃东西，（可以说那两年我们吃遍了重庆各个角落的小面摊——别以为重庆小面都那么好吃，有的简直别提多糟了，）还都喜欢随时“睉瞌睡”。我们在行驶的卡车上“睉”，在码头的货堆上“睉”，在一切有可能“睉”的地方“睉”，用实际行动阐述“好受不过躺着”的真理。有一次我们俩躺在朝天门码头趸船的货堆上“睉瞌睡”，躺着躺着她忽然狂笑不止，说这辈子也没有想到还会在这样的地方睡觉……
以上说的是“同类项”部分。其实我们俩不同的地方更多，只是不影响做活路，也不影响我们的关系罢了。
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文化背景不同——自从在北京度过了一段住“黑帮屋”读文学名著的日子后，我就跟社会大众貌合神离起来。在青工班，真正合得来的只有少数几个同样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其余的人有的还相处得不错，有的则完全两码事，互相看不惯对方的行为举止，也不怎么搭理。
我的联手应该是出身于工人家庭吧，只是因为她在家最小比较受宠，才有了以上违背工人阶级传统的不良作风，跟我还挺搭的。不过我俩虽然相处甚欢，但对她的好多做派我都无法认同。
首先认同不了的是她的语言——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个看起来挺秀气女娃儿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出那么多、那么露骨的脏话。可以说她在这方面真的很有语言天分，别人“掘人”（骂人）也就是几个日常用语翻来覆去重复使用罢了，她却能够“口吐莲花”似的，一串一串花样翻新从不重样，而且乐在其中边“掘”边笑，很享受的样子。估计她的这个本事是从小在生活环境的熏陶中打下了基础，下乡接受再教育以后更加炉火纯青了。我虽然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洁癖，平时最反感说粗话，可是对她的这种语言天赋却也不得不佩服。
比如下班后我们一起去挤公交车，如果大家不往里走导致下面的人很难上车，她就会扯开喉咙开“掘”，质问人家“怕啥子嘛怕，怕把娃儿挤落了嗦？”这样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打成了潜在的孕妇。这还是最轻的，还有好多话完全不堪入耳也根本记不住所以无法一一实录。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一声不出，只盼着离她越远越好。她对我这种清教徒式的洁癖却十分理解非常宽容，常常边骂边笑嘻嘻地喃喃自语：“哎呀我联手听不得这些的嘛！”还跟青工班的其他人汇报说：“我联手到这个时候就装到认不到我！”
其次我也不能认同她的那场恋爱——对我这样看了一堆十九世纪的外国小说，装了一脑子缠绵悱恻的浪漫故事，只认可书本中轰轰烈烈的爱情的人来说，她那场恋爱还真是不登大雅之堂。只不过现在想来，人家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坚贞不屈敢于斗争直至胜利了！
刚刚回城的时候，我的联手也就二十岁出头。她在乡下已经入了团，所以被指定为我们青工班的女生班长。那时候她还是很注意保持正面形象的，谁也想不到她有如此深藏不露的骂人本事。后来她和青工班的男生班长谈恋爱，被她的前男友跑来闹了一场以后，她才彻底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将此本领全无顾虑地展露了出来。
说来可笑，这件事还把我搅了进去：
有一天几个年轻人来我家找我，说是我妈所在的话剧团里某位男学员介绍来的。其中一个人声称是我联手的表哥，说他们家听闻她在运输社“耍了个朋友”，担心她遇人不淑才来找我咨询的。我当时对此事虽有一点儿耳闻，但是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所以只能守口如瓶。那个人看起来还真是挺关心自己“表妹”的样子，他诱供道：“我们屋头的人就是想晓得那个男娃儿为人啷个样，他可能对她很好，但是他对别人好不好呢？”
没想到第二天这个人就跑到运输社的办公室去闹了一场。那天我迟到了没有赶上好戏，听青工班的其他人说，他在楼下就开始大喊大叫，手里还挥舞着几张纸头（可能是医院证明之类的），说他们在一起很久了，“娃儿都刮了几个”；说他去话剧团找我核实过了，已证实她就是找了别人；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顺便给我栽了个赃，说话剧团的那个学员是我“耍的朋友”（即恋爱对象）……
联手的表现很有大将风度。她一听到此人的声音，立刻下楼喊他说：“走走走，到外面去说！”后来也丝毫没有怪罪我的意思，只是语焉不详而又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的问询：“他龟儿子以前对不起老子！”
从此以后联手和男生班长的恋爱就走向了公开化，而且不到半年后就未婚同居，接着就未婚怀孕，然后就未婚生子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这也真是够前卫够大胆的了。
听说社里的几个女干部曾经上门去劝她做人工流产，她使出自己的独门绝技，用连篇累牍的粗话怪话狂轰滥炸了一番，使那几个人溃不成军匆匆撤退。现在回过头来想，可能当时她未到晚婚年龄所以无法“扯”结婚证，不然赶快奉子成婚不就得了吗？
那时的我迂腐得够呛，对她的未婚同居很“不了然”，以至于孃孃们都开导我说：“跟一个人又没得啥子的！”意思是只要没有跟多人乱上床，结不结婚又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孩子出生，我和朋友结伴去看她。只见房间里乱得惊人，被头脏得看不出颜色，而她仍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跟孃孃们开导我时说的一样，宣称“老子要那张纸（指结婚证）爪子（做啥子）嘛？用来搁屁吗？”——屁是无须“搁”也无法“搁”的，后来我专门做了咨询，才明白了这个词组的意思。
虽然我和联手共同奋斗的日子并不长，但是，我们还是一起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悲喜剧的。
先说悲剧。
我自己经历的小悲剧发生在青工班期间。有一天我在下班后挤公交车，下车时被推得摔了一跤，把左手的挠骨摔裂了。要是其它工作，左手骨折大约也不碍事，可是我们不一样，只能歇工。更悲催的是，那时候上班路上受伤才可以算工伤，下班路上则一切后果自负。
刚开始我倒也没当回事，以为只是扭伤而已，当天晚上还和我妈到剧场去看新的话剧排演。团里的某个人看到我手腕肿起来老高，告诉我们说应该不只是扭伤，这才想起去附近的外科医院看一下。
就此开始歇病假，刚开始还挺心安理得的，觉得又不耽误吃喝又不耽误玩儿的真不错。可是过了两周，那个医生只肯给我开“轻工作”的条子了。我心里有些忐忑，告诉医生说我们单位没有“轻工作”，那个医生气愤地吩咐道：“那你就去坐到起（坐着）！坐到起（坐着）！看哪个敢喊你做啥子重工作！”
于是继续忐忑。终于硬着头皮去办公室交“轻工作”假条，同时问黄书记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即“轻工作”）。答曰没得啥子的，你继续休息好了。（现在想想，那时谁会不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的道理呢，而且休的还是无薪假。）
后来又发生了第二个小悲剧，这次是跟联手一起经历的了。这个小悲剧发生在上班期间，名正言顺地应该算是工伤——当然说的是如果受了伤的话，可是偏偏我们都没有受伤，真亏啊。
那天班里的大部分人到朝天门码头卸船去了，只有四个人被分派到我们的“常驻单位”李子坝仓库。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库房里搬搬抬抬，而是乘大卡车去了一个远在郊区的地界，把那儿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木箱装上车运回去。
记得那些箱子有轻有重，数量也挺多的，按说应该跑三趟才能运完。可是农机公司的那个中年业务员嫌这样太慢，就想要多装一些，争取两车就好。
第一车装得很高，驾驶台里挤了两个孃孃一起回去卸车；剩下我俩无所事事，等了很久才把车等回来。
然后就要把剩下的都装上去。眼看着货物越堆越高，我发声明道：“再装我就不坐车了！”可是我真服了装车者的能干，他们居然把所有的箱子都挤了进去。最后两个大而轻的木箱就只能委屈一下，它们被斜放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我和联手及一个孃孃就坐在上面。因为木箱是向里倾斜的，所以感觉还是很安全的。
可是车开出去不远就出事了——那些伸出车体外的木箱们在一个转角处碰到了路边一座木房的房檐，车子因此晃动了一下，然后电石火光之间，我们几个就从行驶的车上掉了下来！
经常听人说出事儿只要一分钟，我向你保证这话说的不对——完全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而是只需要一秒钟。而且就在这一秒钟内，你能看到和想到好多东西——我看到的是那两个木箱和我一起掉下，在我身后翻滚着追过来，我想到的是不要被它们砸到才好，于是我在地上滚了一圈后一骨碌站起来，那箱子正好停在了离我不到半尺的地方！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就已经站在路中间了！糊里糊涂之中看到卡车停在了离我们十几米远的地方，坐在驾驶台的司机和业务员及大胖孃孃气急败坏地跑了过来。
接着才听到周围的声音——跑过来的几个人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路边的小娃儿高兴地嚷叫着在看热闹的人群里钻来钻去，并帮我捡来了挂在房檐上的一只布鞋。那个业务员吓得脸都白了，还得听我再次抱怨：“我都说了再装我就不坐车了的！”
再然后想起看看自己和别人。可能是因为转弯时车速很慢吧，我和联手居然毫发无伤，连擦破皮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可是那个孃孃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她被箱子砸伤了腿，就此没有再上班，之后就退休了）。
最后才去查看车辆。原来是锁住车厢后挡板的那个地方的木头断裂了——上面被放了两个木箱，还坐了几个人，它肯定是受不了如此重负才赌气断掉算了。
后来怎么回城怎么回到家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我和联手那天都得了灾难后遗症，俗称“后怕”——其症状是心里发慌，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更记得我俩的症状是同时消失的——下午我们被送到骨科医院检查，一进医院，看见到处是愁眉苦脸伤手断脚包着纱布的病人，我们立刻神清气爽起来，心里不再发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也全都消失殆尽了！
我和联手共同经历的这个小小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其余波是我们都赚到了几天病假，还赚到了一些装在手提包的梨子，是那个业务员和他的领导送到家里来的。当那个领导询问我为什么只装两车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更没有提我之前的抱怨和业务员的一句不是——倒不是我做人有多么“懂得起”（明白人情世故），或者说有多么“落教”（讲义气），而是我看不了那个业务员可怜兮兮的倒霉样儿，干脆放他一马得了！
不过，后来让我和联手后悔莫及的是，我只“耍”了两天，她只“耍”了三天，就不约而同地去上班了，到了班上，孃孃们纷纷说反正是农机公司出钱，应该多休息几天才是。我们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太实诚了，本来以为经过检查什么事儿也没有，“耍”两三天都有些过分呢。
看过我其它文章的人，都应该知道我是多么容易记住各种乐子。那么按说在当搬运工期间，我记住的也应该多是“喜剧”一类才对。可是运输社的活路实在太不好玩儿，发生喜剧的概率也太低，能让人记住的就更少了。
不过我和联手共同创作的一个小喜剧却是忘不了的。
此前说过，我最不喜欢的是“上船”和“下船”等业务，其实最令我生畏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抬棉纱。
在运输社的几年里，我们与抬棉纱这背时活路一共遭遇过三次。说它背时，是因为这东西太大太重了，近两百斤的棉纱被方方正正地捆成一大捆，我们的任务是从河边的仓库抬到嘉陵江渡轮上，过江以后再抬上一坡梯坎，然后顺着某条街送到一个工厂去。
第一次遭遇抬棉纱是在青工班时期。那次之所以有点儿印象，是因为渡轮上的乘客们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干搬运工的活路，觉得非常稀奇，以为是什么单位的职工参加劳动。后来有个人忍不住过来问，知道我们是新招回来的知青，还不禁唏嘘一番。至于说那次为什么能顺利完成任务我也不记得了，可能是每副杠子只需要对付一捆？抑或是大家互相帮忙？反正那次没有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也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第二次遭遇此活路时我们已经分到班组了。有一天在业务处“等业务”，等着等着就等来了这样一单——所以我才说嘛，等业务是有风险滴。顺便说一句，那些孃孃们好像对什么业务都不挑剔，可能是因为她们“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吧！再说了，这种临时等来的业务一般都属于短平快类，有时一两个小时即可完成。比如有一次我们被派去卸一船煤炭，铲啊铲的，不到两个小时就铲完了。孃孃们都有很多家务事要做，对这样的业务她们应该是很喜欢的。我和联手与她们不同，只要活路轻，混多长时间都不着急；可是赶上重的就叫苦不迭了。
抬棉纱还不是叫苦不迭的问题，而是我俩彻底玩儿不转了。那次每副杠子需要抬两捆棉纱，也就是说得倒着走，前面的一捆抬一段路放下以后，再回去抬第二捆。
那天我们俩拼死拼活的，好不容易才把两捆棉纱都折腾到了渡轮上，船靠岸以后又死拉活拽地将它们弄上岸。接着抬了不远，就瘫坐在岸边的石阶上，一点儿都弄不动了。（这又一次论证了“力气用了力气在”这句话不适合我们！）
眼看着孃孃们来回小跑着抬着棉纱的背影渐行渐远，联手又开始“掘”了。这次因为没有具体对象亦没有解决办法，所以她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用语也更加创新和恶毒，上天入地继往开来前八百辈子后千年大计，全都在她绝望的咒骂范围之内。
这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躲开她，也没地方躲。坐在她的旁边，看着眼前浑浊的嘉陵江水滚滚而去，听着耳边的粗话怪话滔滔不绝，我脑子里混混沌沌的，就像进入了朱自清先生在《荷塘夜色》中所描述的境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
正体验着这混沌世界的妙处呢，只见孃孃们纷纷回转来了，（这时也就是上午十点来钟，今天她们又可以享受提前下班的快乐了，）看到我们还在河滩上坐着，她们都大吃一惊。有的赶紧绕开，有的好心劝慰两句，还有一个孃孃挺抱歉似的，说要是没有多远的话尚可以帮我们一把，可是这才刚刚“驾迈”（开始）的嘛！
我俩一点也不领情，嘴硬地让她莫管，只管个人（自己）回屋头去。
孃孃们走了，联手也骂够了，我们对着一江春水继续发呆。说真的，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总不能把这两大捆东西丢在河滩上吧？
这时走来了两个瘦小的农民大哥，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其中一人好像问了一句是不是“抬不起了”，也好像没有问，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和联手互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跳将起来，恨不得一把揪住人家的衣领：“帮我们抬噻帮我们抬噻！”“贫下中农帮帮忙！贫下中农帮帮忙嘛！”
双方很快达成了互助协议——他们帮着抬棉纱，我们则帮他们买粮食——那时候只有粮票是不行的，还需要有“粮本”，那是只有城市居民才有的。估计这两个农民大哥本来就是进城来想办法买粮食的，因为后来他们掏出了好几十斤粮票！
之后的场面就很有喜剧性了——两个农民大哥抬起棉纱就飞跑起来，放下一捆回来抬起另一捆又接着飞跑，我和联手跟在后面，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使劲儿追赶，居然打着空手都跑不过他们！最后好不容易在岔路口追上了，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走哪条路等在了那里！以至于后来每当我看到蜻蜓（重庆人管它叫“丁丁猫”）就想起那个场面——重庆的儿歌是这样歌咏蜻蜓的：“丁丁猫儿，丁丁猫儿，你在天上飞呀飞，我在地上跟到擂（擂，读作lui，第一声，连滚带爬之意）......”
互助行动结束，大家都非常满意。我们请他们在路边吃了两大碗重庆小面，再坐渡轮回市中区。然后我带他们到话剧团附近的粮店等着，自己回家取了粮本去与他们会合。当两种不记得是什么品种的粮食哗哗地流入两个布袋之后，合作的双方一个劲儿由衷地互道感谢和再见，估计旁观者一定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吧？
这场喜剧的余波有二：
其一，听说赖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我们的创意（好像运输社从来没有人创作过这样的喜剧呢），就像以前插队时公社书记说我们“有的知青竟然像国家干部一样买柴烧！”一样。但也像那个时候一样，我们都假装没听见。
其二，从此以后我们对抬棉纱这活儿闻风丧胆敬而远之。有一次，我头天打电话到业务处，答曰等业务。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照旧带了一本书去上班，准备又一次享受带薪阅读的快乐。谁知那天一早谜底就已经揭晓，我一问之下不禁魂飞魄散，又是抬棉纱！
事不宜迟当机立断，趁着大家都还没到，我赶紧转身逃出生天，到下一个路口去围堵我的联手。果然过了不一会儿，就看到她瘦瘦高高的身影疾风一样飘来（我们除了身高一样，左撇子一样，走路姿势也很像的）。我连忙迎上前去说明状况，然后，我俩就像躲过了多大的灾难，又像是捡了什么大便宜一样，庆幸不已地疯狂说笑一阵，就各回各家了！
日子虽然有悲有喜的过着，可是一旦想到将来，就不由得惆怅苦闷起来。当知青那会儿好歹还有个做白日梦的空间，回城以后没了指望，只觉得有可能一辈子都得窝在这儿“砸笨”了！
但这并不足以使我每天愁眉不展地过日子，年轻人体内充足的多巴胺决定了这一点。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常常在头天晚上抹过眼泪之后，一觉醒来就又是该哭哭该笑笑的一条好汉啦！
现在想来，从那场浩劫的中后期开始，也许是因为年轻，也许是因为性格和个人经历使然，更可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我的心态始终是这样的：对未来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但也没有完全绝望。
再者说，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不是还有诗和远方吗？在我们青工班的“背时知青”看来，那诗和远方固然遥不可及，“天堂”倒是就在眼前呢！
那时我们都知道，社里是拥两个汽修车间的。于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是什么人的首创，那两个汽修车间就被命名为“天堂”班了——试想想，既不受风吹日晒雨淋，也不用东奔西走抛头露面，更不必从事超出你能力的重体力劳动，那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
后来又隐约听说，在为数众多的“乙班”里面也有一个跟“天堂班”差不多的好去处，那就是“烟班”。顾名思义，指的是常年在烟仓库工作的班组。
再后来好运气忽然从天而降，作为同进退的“联手”，我俩一起被调到烟班去了！
说到底这要归功于她那场恋爱——那时她已经跟青工班的男生班长同居了，那男生的老汉（父亲）可是社里业务处的张队长呢！所以我就跟着她鸡犬升天，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了天堂班。
进去以后发现，“烟班”被叫做天堂班，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活路轻，每一纸箱的香烟只有三十斤左右。不要说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中药榨菜水泥大米什么的了，就是其他我们搬运过的洗衣粉啊罐头啊之类的东西也都比它重多了，相比之下它简直就轻得“像屁仙样的”——这是我们插队那儿农民的常用词，用于形容某物品极轻状。
其次，虽然烟仓库很大，且跟重庆的很多屋子一样沿街而建，外面有一坡梯坎，但是库房内却是有传送带和手推车的，不管是进货还是出货，你只要把那一件件香烟放在手推车里或者传送带上就行了。
最后，也很重要的是，你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不用再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砸班子”；也不必关心明天的命运，更无需常常提心吊胆地去“等业务”；你甚至可以搁一件旧衣服在那儿充当工作服，然后像人家“坐办公室的”人一样，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上下班——哇，写到这儿我简直觉得我们烟班比汽修车间还像“天堂”了！
只是每天的钱是怎么算的呢，这可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没有到处乱跑拿得多吧？好在我和联手都不热衷于“找大钱”——她有她的“未婚夫”，我有我的老妈“扎起”（做后盾），也就不去理会这些了。
不过自从去了烟班，就好像没怎么和联手一起上班了，也许是不需要一起抬扛子所以接触少了，也许她生娃儿带娃儿去了？反正现在我脑海里只留有一个镜头，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扛着三“件”香烟（共九十斤）从上面库房的侧门出来，往下走一段梯坎，到仓库正门货车停放的地方装车。在往来穿梭中，联手那又瘦又高又不擅干活儿的形象就留在我的记忆中了——那天停电，传送带无法运行，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从天堂被打回人间了！
虽然我自认为进了“天堂”，可是在外人看来，我们却好像仍在“地狱”里。有一天我的几个中学好友来烟仓库探班，正看到我灰头土脸地站在高高的货堆上理货。我兴高采烈地叫她们：“快来看看我们工人阶级是啷个劳动的！”可是同学们似乎都被惊着了，其中一个人叫了一声“哎呀好梅”，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在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岂止一个“惨”字了得呢！
前些年我多次去重庆和朋友们见面，大家总不免要提起当年。
有个同一公社的“老知青”说，她曾经在朝天门码头看到我们在“下船”（卸船）。那应该是青工班时期，因为她看到的全是年轻人。现在的她说起来还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那么苦的活路我们一个个还笑嘻嘻的不当回事，“好坚强好乐观啊”！
另一个朋友看到的正相反。那时她在离我们运输社不远的某单位食堂当临时工，说有一次在街上遇到我和一个孃孃在抬东西，她看我抬得“要哭不哭”的了，就连忙帮我抬了一段路，让我去她那个单位坐等她。
还有几个同学重提当年结伴到烟仓库去看我的往事，她们说，当时心里好难过啊，“眼睛水都要下来了！”
更有甚者，一个朋友潜在的好姻缘也因为目睹我们的“翻译活动”而被破坏了。
那时候在青工班的知青中，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人对于解决“个人问题”还没有那么强烈的紧迫感，可是老高中的都二十七八岁了，这就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了。
那时我姐的一个知青好友回城后分在国营单位，人家给她介绍了好几个男朋友她都不喜欢。后来有人给她和那个老高三的“老大哥”牵线（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为人善良口碑很好的那位），他们在乡下就认识，也互相有好感，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交往。
可是没过多久风云突变，女生以家里不同意为理由提出终止交往。男生不甘心，到处找人说和。
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某个地方等货车来卸货，这个男生下班经过，就抓住我说个没完。我俩站在路边说了半天的车轱辘话，以至于青工班的几个女生路过时，都说一看就知道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话题。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他的本意，以为他只是要投诉一下，因为他知道我和那个女生关系密切。后来明白了，就帮他问了一下，然后转告他确实是女方家里不同意，这件事方告一段落。
直到几十年后，那个女生才告诉我实情。她说她有一次去朝天门码头找我，看到我们卸船时的劳动场面，也跟我的中学同学一样被惊到了。由此她才真真切切地了解到，这个工作原来是“恁个样子”的，也实实在在地明白了，自己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搬运工的。
后来这男生也参加了高考。我们都过了录取分数线，还一起参加了体检，他却不知为何没被录取——现在想来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吧；再后来听说他下海做生意很成功，还成为重庆市的优秀企业家。
前几年有一次我回重庆，朋友约他见面，他请我们好几个同学吃了一顿牛排大餐。之后大家都很遗憾：要是当初那个女生跟他谈成了的话，那我们吃的肯定就不止这一顿啦！
可是他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也不怎么跟我们聊天，倒是问了两次那个当初拒绝他的女生为什么没来，并在大家谈兴犹浓时提前买单告退。那个在回城时吓唬我要拉板车的老大哥呢？那个站在路边焦急地找我倾诉的老大哥呢？那个等在考场外关心我如何写高考作文的老大哥呢......
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回城的“背时知青”迟早都要面临棘手的婚恋问题。要是工作单位好还行，要是分到我们这样的“烂”单位，女生想找到好一点儿的婚恋对象已属不易，男生就更惨，用他们的话来说只能找“菜农”。（即重庆郊区种菜吃商品粮的农民，比种粮食的农民待遇高一个“篾块”。）当初我们一同分到23班的一个小男生就一直纠缠孃孃们帮他介绍女朋友，偏偏这些没有文化的孃孃还老是看不上同样没有文化的他。
所以说，除了精神上的苦闷，现实中的婚恋问题也在不远处虎视眈眈地等着你呢。每念及此，你就不能不更加郁闷，更加“瞻望前程，不寒而栗”了！
我于1978年离开运输社上大学，现在为写此文多次向老朋友咨询我走后的情况。下面是她提供的资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量农民进城当“棒棒军”，对运输社造成巨大冲击，日常业务锐减，大部分常驻单位的业务丧失。虽然社里也想办法办了些工厂等，但仍然江河日下难以度日，再加上之前从未有过的退休金由单位自己支付……结果运输社的老本很快被吃光，每个月月底，赖书记东借西要才能凑齐钱款发给退休人员。
有一次实在借不到钱，退休工人站满了东正街大吵大闹，最后人们激动起来，几个老太婆把赖书记抓起来，像“文革”时期一样反剪双手，押着他从小什字、解放碑、民生路一直走到七星岗，去找区交通局讨要说法。赖书记的皮鞋走在半路上掉了底，后来是光着脚回来的。（听说赖书记的老伴身体不好，儿子的工作也不行，他退休后在过街天桥上摆了个小摊，没几年就过世了……）
运输社的正式解体是在2005年。那时社里的职工都已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调走的，有被父母工作的系统捡回去重新分配工作的，有自谋出路做生意的，还有长期没上班失联被除名的。最后全社只剩下200多人，加上之前的退休工人一起，全部纳入社保。办公楼卖了，那些钱正好用于缴纳社保。
到了今天，这座办公楼和它所在的东正街都已不复存在，在此地修建了横跨长江的东水门大桥，旁边屹立的修葺一新的宏伟建筑叫做湖广会馆的（现在的四星级景点），正是我们当年常常“出业务”的五金公司的仓库……
写到此不禁唏嘘，不到半个世纪，我们的“芳华”就无处可寻了！
陈好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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